隨著我國互聯網經濟蓬勃發展，涌現出一批用戶量巨大的互聯網平臺。近年來，圍繞著屏蔽、封殺等問題，互聯網平臺之間“嘴仗”不斷，也引發了社會爭議。這反映出平臺之間競爭日趨激烈，也反映出互聯網經濟的發展給傳統政策法規帶來的挑戰。

　　近日，在互聯網平臺治理與競爭政策前沿問題研討會上，與會專家就互聯網平臺之間的封殺與開放等話題展開探討。

　　平臺很“脆弱”

　　有觀點認為，用戶量巨大的互聯網平臺應該定義為基礎設施或者必備設施，此類大型平臺應有向其他互聯網應用開放的義務，不應封殺其他互聯網應用乃至競爭對手。

　　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王曉曄表示，平臺假如要被定義為基礎設施或者必備設施，應滿足很多條件。例如，它應當是其他互聯網應用進入市場不可缺少的條件。此外，從經濟、技術和法律層面看，它應當是不可復制和不可替代的，但是互聯網平臺種類很多，數量也很大，單個平臺很難被定義為不可替代。

　　以騰訊“屏蔽”今日頭條系產品為例，王曉曄表示，微信是一個10億級用戶的互聯網平臺，很多人認為它已經成為一種互聯網基礎設施或者必備設施。但即使是缺少微信端的開放，今日頭條的多款產品用戶量也達到了億級。因此，很難說微信是其他產品進入市場不可缺少的路徑。

　　“互聯網企業既有贏者通吃的自然壟斷性，更有創新的脆弱性。”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家范劍平表示，以傳統產業視角看，大型互聯網平臺似乎具備市場支配地位，但在互聯網或者物聯網時代，這種判定很難成立，因為技術創新更迭速度極快，即便是大型平臺企業，也很簡單被后來者取代。因此，不能因為平臺的市場份額大，用戶量大，就簡單為其貼上“壟斷者”或者“市場支配地位”的標簽。

　　強制平臺開放應謹慎

　　基于此，專家認為，在對互聯網平臺治理過程中，對以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為由強迫平臺無差別開放的觀點，應持謹慎態度。

　　“反壟斷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競爭，不是為了保護具體的競爭者。”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盛杰民說。

　　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曉華認為，大型互聯網平臺成為行業贏家，花費了巨大成本和代價，很多互聯網平臺要經歷持續的、長期的虧損，才能做到如今的規模。假如因為平臺規模大，就強制其不加選擇地開放，后來者可以免費利用這一平臺，那么對于平臺的構建者是一種傷害，對后來創新者的積極性也會產生不利影響。

　　《比較》雜志研究部主管陳永偉也持有類似觀點：“要求平臺強行開放，尤其是向競爭對手開放，會嚴重影響后來者建設平臺的積極性。假如說，其他應用可以比較低的成本直接使用其他平臺設施，那誰還會選擇創新呢?因此，從長遠看，這種開放可能會弱化未來的市場競爭。”

　　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時建中表示，互聯網平臺往往涉及用戶的敏感數據。強制開放，就意味著強制分享用戶的身份數據、行為數據和關系數據，在個人信息保護制度不健全的法治環境下，會增加用戶個人信息和個人隱私的安全風險。此外，這些數據是平臺企業的戰略資源和核心資產，構成了平臺企業的競爭優勢。強制免費分享數據，不利于保護平臺企業的數據財產權益。對于諸如此類的問題，應當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。

　　監管方式上需不斷創新

　　與會專家表示，對于當前互聯網平臺競爭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和爭議，有關部門應當在監管方式上創新，給企業自治和企業間共治更多空間。

　　“在互聯網經濟領域，要避免對基礎設施、公用事業設施、要害信息基礎設施和必備設施界定過寬過泛，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。”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市場與價格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磊表示，不能簡單套用傳統監管框架監管新興軟件平臺。對新興軟件平臺的監管，應充分考慮互聯網技術經濟特性以及技術迭代周期大大縮短等因素，創新監管方式，很大限度地發揮市場作用，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。

　　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姜奇平對此表示，互聯網平臺可以主動提高開放度，但這種開放一定要建立在雙方達成合約的基礎上，不能成為一種強迫或者免費的開放行為。“在雙方達成協議的基礎上，我主張互聯網平臺開放。”

　　時建中也表示，對于互聯網平臺是否應當開放這一問題，可以先由當事各方嘗試通過協議予以解決，即以市場方式解決競爭問題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。“在此過程中，要審慎地使用行政命令強制平臺開放商業網絡和用戶數據。科學、合理、有效的平臺治理機制應該包括政府管制、平臺自治、平臺間共治等多種治理機制。對于新興經濟，政府要為平臺自治和平臺間共治留出必要的治理空間。”

　　文章來源：未知

　　文章標題：如何看待互聯網平臺互相屏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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